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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彩70娱乐平台作弊器国际 王缉思:世界政治潮

时间:2019-03-12 12:56 来源:未知 编辑:彩70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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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从全球视角探究美国在世界政治潮流中的作用。从建国到冷战结束前,美国成为在全球范围内真正具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全方位影响和引领作用的大国。冷战...

  内容提要:本文从全球视角探究美国在世界政治潮流中的作用。从建国到冷战结束前,美国成为在全球范围内真正具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全方位影响和引领作用的大国。冷战后的美国政治仍然对世界政治潮流产生重大影响。但近年来的美国扮演了“战略误导”“战略迷失”的角色。特朗普治下的美国全球声望急剧下跌。不过,美国需要应对的一些内外困境,也是其他很多国家所面临的。

  首先需要界定本文中的“世界政治”概念。顾名思义,“世界政治”区别于“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之处,在于后两者主要涉及国与国之间的问题,但世界政治包含了全世界范围的问题,领域更宽。世界政治涵盖了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同时更多地涉及国家、社会内部的政治,包括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民族宗教等问题,也涉及超越国家的政治变化和潮流。18世纪的美国独立、法国大革命,20世纪的俄国革命、中国革命,以及近年来美国国内政治的重大变化,都属于世界政治的范畴,但很难说是“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问题。世界政治又不同于“全球政治”,现代意义上的全球政治主要涵盖了20世纪全球化加速发展以来的问题,更多的是当代维度的现象。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属于世界政治的研究领域,但那时还没有形成全球政治。因此,“世界政治”的概念在空间维度和时间维度上均比其他相关概念具有更丰富的内涵

  如果使用“世界政治”的概念来统揽我们这门学科,我们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都需要进行适度调整。世界政治学需要与其他学科的相互交叉,进而补充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我认为,世界政治研究大致有四个维度:一是地理空间的维度,也就是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之间的异同;二是历史的维度,例如今天的瑞典和阿富汗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历史上的瑞典可能和今天的阿富汗有不少相似之处。未来的阿富汗是否会成为今天的瑞典?这是历史维度和地理维度的结合,而历史在世界上的发展并不均衡;三是文化的维度,包括宗教、种族、社会等,需要进行比较研究;四是政治学的维度,国际关系是政治学的一部分,而政治学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我认为,把这几个维度联系起来,可能会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关于世界政治的学科体系

  本文尝试从世界政治的视角探究美国在世界政治潮流中的作用。美国是当前世界上政治、经济影响最大的国家。本文试图通过各个历史时期世界政治的发展轨迹,与美国同一时期的政治主题进行比较,来探寻美国在世界政治演进过程中的作用

  世界政治的发展可以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农耕时代,大约从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15世纪末,即西方发现美洲大陆、工业革命之前,发展以农业生产为主,工商业不发达。这一时期世界政治最突出的现象是帝国兴衰交替,征战奴役,抢夺领土资源,还发生过十字军东征之类的宗教战争,出现过像拜占庭帝国那样的政教合一体制。第二阶段为西方扩张的时代,也就是16世纪末到19世纪末,西方工业化进程开始加速。第三阶段为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冷战结束。第四阶段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从冷战后持续至今

  美国立国成为主权国家,是在农耕时代之后。正因为如此,美国人建国时选择了共和制而非君主制,将政府和教会分离,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共和制和政教分离,成为此后世界各国纷纷确立的政治原则

  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了主权原则,主权国家体系正式诞生。此后,西方世界出现了两大历史变化:一是欧洲文艺复兴带来的思想解放生根发芽,民主共和制度开始在部分西方国家确立;二是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带动了西方国家的崛起和残酷扩张,全球发展很快失衡,出现了西方和非西方的明确分野,中国、印度、土耳其、伊朗等国家(当时还不用这些国名)在经济和社会发展领域远远落后于欧美。在此背景下,美国爆发了独立战争并发表《独立宣言》,后来又制定了美国宪法。在美国独立战争的鼓舞下,法国大革命、加拿大和拉美国家的独立运动相继发生。在经历了南北战争和解放黑奴运动之后,到19世纪末,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并逐渐开始引领世界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潮流。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盛赞华盛顿、林肯等美国领袖和美国建国之初的创新精神。当然,贩卖黑奴和美国的种族歧视也是人类历史中的黑暗一页。总体来说,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发展方面还是在民族独立方面,美国都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20世纪上半叶,世界进入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俄国、中国等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在这一时代发生的。战争、内乱、政治迫害、种族屠杀(如迫害犹太人)、经济萧条,都是此起彼伏,泛滥成灾,其所引起的死亡、痛苦、灾难、破坏是全球性的,是以前的其他时代无法比拟的。美国当时处于怎样的地位?美国赢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在两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里,美国付出的代价相对最小,收益却相对最大。在俄国与中国的两场革命里,美国是失利者,不过也并未对美国本身造成特别重大的损失

  从20世纪初开始,经济全球化已经有了雏形,美国是最大的受益者,它提出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及其所代表的政治经济原则和理念,将全世界的资本吸引到美国。在经济领域,洛克菲勒、摩根等财团,花旗银行、高盛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可口可乐、好莱坞等消费品牌,波音、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福特汽车等工业技术品牌,都是在这一时期兴旺发达起来的,而且几乎渗透到全球每一个角落。在社会领域,美国出现了进步主义运动,试图纠正严重的社会弊病,如贫富差距过大、贪污腐败严重、垄断盛行,等等。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进步主义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通过反托拉斯法有力地打击了垄断集团,并通过制定法律,保护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保障劳工利益和个人自由、加强食品安全,使美国得以重新焕发活力,在世界强国之林独树一帜。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爆发世界经济大萧条后,美国政府加强对经济的干预。罗斯福新政的出台,在很大程度上挽救了世界资本主义。在国际事务中,威尔逊总统在“一战”后提出“十四点计划”,提倡民族自决,主张废除秘密外交,清除国家间贸易壁垒,推广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美国从第一经济大国跃升为第一军事强国和政治大国

  “二战”结束之前,世界上主要有三种相互竞争的不同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直至代表这三种不同制度的国家(苏联、德国、美国)之间发生战争。第一种是社会主义制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其代表国家是苏联。这一阶段的苏联不仅经济发展迅速,建立了强大的军事力量,而且其社会主义公有制、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对外部世界有强大的吸引力。苏联主导的共产国际影响深远,激励了民族解放运动和许多国家的暴力革命。苏联的崛起给西方带来了巨大震动,给世界提供了新的发展道路选择。第二种是以德国为代表的法西斯主义。人们熟知的“纳粹”是“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音译。纳粹德国建立在绝对的国家权力之上,国家掌控经济命脉,以极端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和领土扩张为特色。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西班牙、阿根廷、日本等国都很有影响。第三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私有制资本主义,国家保护私有制,标榜个人自由,对市场进行有限干预。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1941年提出的“四大自由”,即“、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在当时产生了巨大影响。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同美国的价值观十分接近。三大国所代表的三大主义之间的斗争,以苏联和美国联手、彻底战胜德国法西斯主义而告一段落

  “二战”结束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制度、和自由主义两大意识形态的斗争,成为世界政治的主线。苏联和美国分别代表了这两大势不两立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早在“二战”完全结束前,美国就为战后国际秩序绘制了蓝图,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等都起源于当时,都是美国主导设计的。振兴欧洲经济的马歇尔计划、美国和西欧防务一体化的北约,则分别体现了美国的世界经济发展合作理念和国际安全理念。苏联偏向社会主义的激进革命,而美国偏向资本主义的渐进变革。苏美两国分别代表着两种国家发展思路和对人类前途的不同憧憬,各自引领着世界政治潮流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大加强了社会主义阵营。北约也在当年组成,世界真正进入两大阵营对抗的冷战阶段。在全球战略格局中,苏联和美国都以意识形态为指针,从各自继承下来的俄罗斯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中,培育出一种强烈的“救世主”意识,成为两大营垒的盟主,形成了苏美争霸的态势。工业革命后世界秩序以欧洲为中心的状态不复存在。与此同时,民族独立运动在“二战”后兴起,从南亚、东南亚至中东、非洲、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殖民体系从衰落走向完全崩溃。这些前殖民地国家在独立后开始国家建设,形成了一个日益强大的第三世界群体

  冷战初期,苏联带领东欧国家组成经济互助委员会和华沙条约组织,中国、朝鲜、越南都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20世纪50-70年代,苏联曾在某些方面占据了对美国的竞争优势,比如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经济发展速度一度高于美国。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强化了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主义思想,西欧国家、日本、“东亚四小龙”(新加坡、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都属于资本主义世界,它们在经济上相互合作,推动了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全球化,美国从中获得了巨大利益。一些国家和地区,包括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以及不少发展中国家,在美国的压力和“指导”下,走上西方民主化道路,但成功者不多。美国在冷战的一段时间内遭受了重大挫折。从20世纪70年代的美元危机、越南战争失败、石油危机、水门事件至1979年伊朗人质危机,美国的国际地位走进了低谷。直到1981年里根总统上台后,美国才重振国力,逐渐形成对苏联的压倒性优势

  研究冷战史的学者通常更多研究的是苏联为何失败并最终解体,却很少关注美国是凭借什么取得对苏优势并赢得冷战胜利的。事实上,美国是通过深刻的国内变革而非强硬的国际政策对苏联不战而胜的。美国在40多年的时间里,国内政治、社会、经济都受到了冷战的巨大冲击。在政治方面,同苏联的全面对抗使成为一种毋庸置疑的政治正确性。但是,麦卡锡主义时期的政治迫害涉及人数不多,未造成大范围的冤假错案。包括激进在内的各个政治派别在反苏方面达成了共识,巩固了以自由民主为核心价值的意识形态。在社会文化方面,黑人遭受的严重种族歧视使美国在冷战初期备受世界谴责,迫使美国从法律和政策上做出重大调整,整个国家向种族平等迈出了重大步伐,从而加强了社会凝聚力。在波澜壮阔的“反文化”运动中,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共识,强化了平等、宽容、爱国的意识,逐步形成了作为另一种“政治正确性”的多元文化主义。与此同时,宗教复苏将社会拉向保守的方向,同多元文化相互适应,基本形成了以“基督新教—天主教—犹太教”为主体的宗教格局。到了冷战后期,保守主义思潮占据了社会主流。在经济方面,冷战期间的战备和对外战争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滋生了军事工业集团同政界、商界勾结所产生的严重腐败。然而防备核战争的计划也大大刺激了高速公路、汽车、建筑等行业的蓬勃发展,改变了人口、城市化和工业布局,促进了消费文化,间接提高了社会福利。国防工业的发展同科技、教育紧密结合,催生了许多技术创新(如计算机)和制度创新(如战略智库)

  以上因素综合起来,构成了美国赢得冷战的主要国内依托。特别值得研究者注意的是其中若干极具美国特色的现象。首先,上述国内变革是在一系列引人注目的重大历史事件中实现的,展现的是一种风雨飘摇中的“动态平衡”。这种动态平衡所维护的社会稳定的程度,要高于苏联那种用政治高压维持的表面稳定,因为美国的资本主义法治传统与体系,始终将社会动荡和领导人的更迭控制在一定的制度规则之下。其次,美国国内变革的推动力量不但来自政府,更重要的是来自社会,包括社会中的所谓反叛力量,如知识分子和“反文化运动”中的激进分子。一方面,美国的反苏政策对国内的意识形态起到了强化作用;另一方面,美国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基督教传统、私有制思想、对个人自由的崇尚,都对苏联式或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产生了与生俱来的反感。因此美国社会的变革无论如何不会向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最后,冷战时期的美国始终充满一种危机感和忧患意识。夸大对手苏联的实力,同时唱衰自己,以提高国民对敌国的警觉和激发国民的斗志,是美国一贯的做法

  在冷战时期,美国将对抗苏联作为对外关系的重心。世界上的国家和政治集团,无论其意识形态倾向是左还是右,政治制度是专制还是民主,只要反对苏联就能得到美国的支持。同苏联的斗争既包含意识形态冲突,也包含政治制度竞争,还体现了地缘政治考虑和全球霸权争夺。美国当时没有把推进民主化和人权作为对外战略重点,对苏联进行的政治渗透事实上并不成功。族群和宗教冲突本是有史以来世界政治的一大突出问题,但是冷战时期的东西方对立掩盖了族群和宗教矛盾,前殖民地国家的国内问题被放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次要地位,这也就为冷战后世界的“文明冲突”和“反恐战争”埋下了隐患

  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的主题转变为和平与发展,并大致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的十年到十五年时间。在这一阶段,世界政治潮流似乎像福山在“历史终结论”里所预想的那样,朝向西方式的自由民主。许多国家都卷入亨廷顿所描述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叶利钦领导下的俄罗斯重建的国家制度,至少在表面上同西方民主制相类似。东欧出现剧变,推翻了的领导,又在此后爆发“颜色革命”。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解体后,新成立的国家模仿老牌欧洲大国的政治模式,对外关系方面向欧盟靠拢。拉美军人政权纷纷还政于民。不少非洲国家摈弃了苏联式发展道路,推翻或改造了独立初期由民族解放领导人开创的政权。乍看起来,大半个世界似乎都在用西式民主自由的思想武器对抗“专制统治”

  同一时期,美国政治和外交也出现了显著的变化,其方向同世界政治变化趋势是一致的。换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美国在继续引领世界政治潮流。在政治思想方面,美国宗教右翼(主要是基督新教右翼)正在复兴,这同教会(主要是东正教会和天主教会)在俄罗斯、中东欧地区的复苏遥相呼应。倾向自由化的美国政治派别则高举多元文化主义和“政治正确性”的大旗,其内容包括反对歧视妇女、少数族群、其他宗教、同性恋者等,并强调保护生态环境。由各类非政府组织构成的公民社会应运而生。美国公民社会的兴盛带动了世界其他地区的自由化浪潮。在外交上,“历史终结论”和“民主和平论”风靡一时,人权外交在克林顿执政时期被放在了突出位置,同经济扩张和国家安全并列为“三大支柱”。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轻松打赢了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一度变得不可一世。有人声称世界进入了“单极时刻”,还有人预言21世纪仍将是美国世纪。回望冷战胜利后的美国,克林顿当政的八年是美国现代史上国力最强盛的时期,享受到了“和平红利”,也没有任何外部力量能对美国构成真正的挑战

  但是,冷战时期遗留的民族、族群与宗教问题此时在世界舞台上日益凸显,具体事例包括卢旺达大屠杀、南斯拉夫内战、车臣战争、“基地”等宗教激进势力的崛起。同时,全球人口发展失衡,欧洲和美国人口增速放缓,俄罗斯人口呈现负增长,西欧、北美、俄罗斯劳动力出现短缺,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而南亚、撒哈拉以南非洲、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人口增速较快,人口日益年轻化。这些地区同欧美国家的经济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扩大,造成经济发展和财富分配进一步失衡。人口和经济的双重失衡,驱动跨国、跨地区、跨洲的大批人口迁移,中东、北非移民向欧洲流动,拉美移民大量流入北美。独联体内部移民也迅速增加,从经济相对落后的中亚、南高加索国家流向俄罗斯的欧洲部分。新移民、难民同移居国家的原有住民之间,肤色、语言、宗教信仰往往不同,经常产生矛盾。非洲和中东部分国家的动乱,多数同族群、宗教问题相关

  冷战后的民族宗教矛盾在全球范围变得日益尖锐,也反映到美国国内政治,引起了许多人的忧虑。亨廷顿在1993年提出的“文明冲突论”,在某种程度上是影射美国国内问题,他的忧虑后来更明显地表现在2004年出版的《我们是谁?》一书中。在这本书中,亨廷顿认为,一旦美国的主流文化不再由盎格鲁—撒克逊白人的基督新教信仰为主导,那么美国最终可能走向解体。从美国的立国之本来看,他的忧虑不无道理。随着拉美和东亚移民的快速增长,美国的民族凝聚力也开始下降。美国白人开始意识到,旨在纠正歧视黑人的“矫正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又译肯定性行动)已经矫枉过正,传统价值观和主流文化失去了往日的辉煌,社会变得日益不公。宗教和族群认同问题就成为冷战后美国国内的一个突出问题,这与世界政治的基本趋势是一致的

  冷战后的第二阶段为2001—2016年。这一阶段世界政治的一个特点是强调市场作用和政治民主化的新自由主义遭到抨击和抵制。在拉丁美洲和非洲,新自由主义的试验多数失败了,在东欧也遭遇很大阻力。民主化浪潮同样遭到反抗和挫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资本主义的弊病进一步显露,全世界范围内的贫富悬殊继续加大,“大中东”地区(从阿富汗、巴基斯坦到北非的广大地区,多为伊斯兰国家)的动荡在加剧。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后,美国起初出现了错判,以为“阿拉伯之春”是反抗突尼斯、埃及等国的,实际上这一运动并非只是对本国政权的不满,而是掺杂了太多对社会现状的反感,对生活前景的失望,包括对美国和西方的不满。埃及的上台后很快又被推翻,取而代之的是军人为首的高压政权。随后是叙利亚的长期内战,中东大部分地区陷入混乱之中

  美国社会受到2001年“9·11”事件的巨大震撼。从小布什到奥巴马执政的16年里,出于对国内外穆斯林的恐惧和警惕,政府以反恐名义加强了对社会的管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损害了公民自由。2003年开始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加上国内的治安投入,耗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和社会资源。“9·11”刚刚发生时,美国人同仇敌忾,表现出了很强的国家团结精神。但是随着威胁的下降,美国国内社会的贫富差距和族群矛盾就浮到了表面。由于金融监管不力等种种资本主义积弊集中发作,2008年爆发了几十年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也加速了美国的社会分裂和左右争吵。左的方面,是社会的99%反对1%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席卷美国;右的方面,则是在全球化中利益受损的白人中产阶级组成的“茶党”异军突起,代表民粹主义思潮向奥巴马为代表的权贵发起攻击。虽然左右两边均对政治建制派表示极大不满,但双方却无法在诊断政治病因和寻找药方方面达成共识,这就为高举民粹主义大旗的特朗普赢得2016年总统选举埋下了伏笔

  在奥巴马执政的八年,他宣称自己的原则是在外部世界“不做蠢事”(主要指不像小布什政府那样频繁对外使用武力),集中处理国内事务。奥巴马时期尽管国内经济增长了,但医疗改革和社保改革没有成功,贫富差距没有缩小,宽松的移民政策引起了以欧洲白人后裔为主的传统社会的更大不满。在对外政策方面,从阿富汗和伊拉克脱身使美国进退两难,与俄罗斯的关系因乌克兰危机而恶化,因担心中国崛起而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无果而终,中美关系开始走下坡路。“不做蠢事”不但没有带来美国人的好感,反而被视为放弃在世界上的领导权

  奥巴马试图转变小布什时期以反恐为第一优先的国际战略,纠正迎合“华尔街肥猫”、石油集团、军工集团利益的国内政策。这些在表面看来是进步的理念,为何在实践上没有成功落实?关键在于美国国内传统习惯势力积重难返,对奥巴马的掣肘十分强大。奥巴马成为第一位美国黑人总统,重用希拉里·克林顿等女性官员和非白人。在传统社会和官场中,他们的政策主张遭受强烈的消极抵制。更重要的是,美国政治的两极分化,族群间的裂痕,都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奥巴马的八年,未能减轻政治痼疾。在共和党保守势力的阻挠下,美国人在应对气候变化、发展可再生能源、削减国防经费、改革教育等问题上都难以达成全国共识。虽然美国社会仍然存在一些积极因素,例如公民社会的发展,高技术领域仍旧独占鳌头,并继续吸引大量全球高端人才,但同冷战刚刚结束的时期相比,美国在世界上的软实力和“民主灯塔”效应明显下降了

  如果要对后冷战时期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做一概括,可以看到三个各具特色的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最后十年,即老布什总统执政后期和克林顿当政的八年,美国的实力地位达到了历史的顶峰,美国经济一度占世界经济总量的30%,若干年份甚至占到33%,同时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没有强劲的对手。在这种环境下,美国过分自信,将冷战的结束片面地归因于西方民主制度和自由主义思想的优势,而忽视了世界的多样性。世界并没有像它所设想的那样,向民主自由的方向大踏步前进,而是在“潘多拉盒子”打开后,出现了更多的民族宗教冲突,以及对新自由主义模式的反弹

  第二阶段是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的战略方向出现了两个重大偏差。第一个偏差是在2001年“9·11”事件后发动“反恐战争”,视伊斯兰激进势力为主要敌人。小布什甚至宣称要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消灭恐怖势力。实际上,消除暴恐势力是全人类的长期任务,将暴恐活动简单地归咎于伊斯兰势力,以暴易暴,不仅迷失了方向,也在国际上孤立了美国自己。第二个偏差是新自由主义政策下金融杠杆的过分使用,金融市场的过度投机,金融监管机制的失控,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长期失衡,酿成了2007年始于美国、2008年肆虐于全球的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不仅导致世界经济发展严重受阻,也加剧了全球经济不平等

  第三阶段是奥巴马执政时期。奥巴马政府试图对过去的战略和政策进行纠偏,但基本上是无功而返。奥巴马政府的中间偏左路线,同当时美国国内政治和世界政治向右偏转的潮流相抵触,其失败是有深层国内根源和广阔世界背景的

  笔者提出“世界政治进入新阶段”,既是基于世界历史的一种长线观察,更是基于近年来世界政治发生的一些引人注目的重大变化。“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如果说冷战结束时天下大势以合”为主流的话,新阶段的世界政治正在陷入巨大的旋涡,“分”的逆流迎面而来。新阶段世界政治中的分化和分裂,是由两方面的长期因素造成的。第一个因素是经济不平等进一步扩大。一些资料显示,无论是国与国之间,还是国家内部,现阶段全球范围的经济不平等,均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第二个因素,是全球范围人口流动所带来的社会认同的重新组合。种族、族群、教派、文化、价值观等方面的社会认同割裂,加剧了许多国家政治的极化

  上述两个长期因素的结合,即经济不平等沿着社会认同的断层线加剧,构成了世界政治新阶段的若干特征。美国近年来的政治趋势,同这些世界政治的新特征的重合度很高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的民粹主义一浪高过一浪。右翼的民粹主义主要表现在以白人保守派为主体的茶党运动,口号是反对高税收、高支出和医保改革,要求缩减政府规模。茶党运动中多有歧视非主流族裔、反对奥巴马总统的人。2011年开始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代表的是偏向左倾的民粹主义,参加者以下层草根阶层居多。人利用“占领华尔街”运动对国会共和党人施压,企图迫使他们通过人提出的创造就业、增加税收等法案。这两个运动加剧了美国政治的两极分化。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特朗普和共和党人竭力挑动右翼民粹主义,并且将其同日益上涨的民族主义和白人种族主义思潮结合起来,煽动反移民情绪,提出“美国优先”的口号。特朗普入主白宫后,变本加厉地推行其政策主张,否定奥巴马政府的成绩,激烈攻击。美国两大政党势不两立,争斗空前激烈,两党都在重新划分选区上做文章,加剧了美国的族群矛盾和社会裂痕。传统上美国号称“民族熔炉”,曾被认为有希望成为不同族群融合的楷模。美国社会精英希望,不同种族、肤色、宗教、政治倾向的移民到了美国,能够融入主流社会,忠于美国,而且移民的第二代、第三代能够同化得更好。但是近年来族群和移民问题的发展趋势与这种希望背道而驰

  与美国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同步发展的,是西方其他国家以至更大范围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相互呼应、同时上升的潮流。这一潮流推动了英国公投“脱欧”。法国的国民阵线、德国的选择党、意大利的五星运动党、澳大利亚的单一民族党、新西兰的优先党、奥地利的自由党等,都带有右翼民粹主义色彩和反移民倾向,近年来都在本国获得了更大的政治能量和支持。许多中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后,曾经对欧盟抱有很高的热情与期待。但随着民粹主义的兴起,东西欧之间似乎又一次筑起了一堵高墙。同西欧相比,民粹主义政党在中东欧国家的势力更加强大。波兰、匈牙利、捷克现在的执政党都对欧洲一体化持保留态度,反对欧盟被德法等大国主导,不愿意接收难民。在韩国、马来西亚、泰国等东亚国家,民粹主义也对政局造成了很大影响

  民粹主义的来源是人们普遍的不安全感。在21世纪,这种不安全感主要不是来自战争和暴恐行为的威胁,而是来自相对收入下降、就业和社会福利无保障、教育机会和医疗待遇不平等、环境污染等与切身利益相关的问题。在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人们对全球化、现存政治建制的怨言越来越多。经济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在特朗普政府中大行其道。特朗普政府向很多国家挑起贸易摩擦,其动机在于利用其国内民众的不安全感、被剥夺感,同时诿过于外。美国对外发动贸易摩擦,也激起了很多国家的反美民族情绪,引发了它们保护性的相应政策调整

  在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共同作用下,人们往往寄希望于权力集中的政府以及强大而决策果断的政治领袖,来领导他们恢复民族荣耀,凝聚国家认同,并采取强力的措施来改变不公正现象。冷战后采用多党制的“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民主化进程中不断发生种种乱象,包括贿选、腐败、暴力冲突、政治对立,等等,为威权主义的复归和强人政治的回潮提供了深厚的土壤。当今世界政治中的许多“强人”,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捷克总理巴比什、印度总理莫迪、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埃及总统塞西、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等,他们的个人背景、政策偏好、从政经历、领导方法都有很大差别,但都有鲜明的个性,都在一定程度上鄙视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善于利用本国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采取一些出人意料甚至在政治和法律方面“出轨”的行动

  虽然特朗普当选总统有一定的偶然性(在参加投票的美国选民中,他比希拉里·克林顿少了280多万张选票,是靠选举人团中的多数当选的),但他上台后的所作所为(其中许多可以说是“肆意妄为”)仍然可以维持一个国内相当多人数的“铁杆粉丝”;特朗普自比里根(也被很多人比作里根)甚至林肯。这些情况,都可以说明对政治人物的偶像崇拜在美国不但没有绝迹,反而正在卷土重来。与国家社会制度的示范效应相类似,强人政治也有示范效应。几年来世界政治中的强人不断涌现,绝不是偶然的

  伴随强人政治回归的,是威权主义在很多国家抬头。就美国传统而言,自由价值观是天经地义,威权主义是离经叛道。但是关注个人的自由主义,同忠于本族群、本国家的民族主义之间有着难以克服的矛盾,而且这种矛盾正在日益凸显。在今日美国,多元文化主义不再时髦,右翼民粹主义甚嚣尘上,特朗普动辄斥责“假新闻”,对自由派传统媒体深恶痛绝;在今日世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民主光环销蚀,软实力下降,话语权受到强烈的质疑和抵制。被美国人长期指责为“威权主义”的中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快速经济增长。虽然将世界简单划分为“民主”和“专制”两类国家的观念在美国政界仍旧盛行,但推广西方民主和人权价值观,已经不再是美国外交的主要目标之一。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美国同时上升,标志着美国传统价值观受到严重冲击,威权主义的幽灵若隐若现。自由主义衰微的趋势是全球性的。威权主义和强人政治的回潮可能不是短暂的历史现象,而代表着世界政治新阶段的重要特征

  在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下降后,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正在各国形成一种新的“政治正确性”。一个政党或政治派别、一位政治领导者的对外政策表态越强硬,表现出的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越强烈,就越容易得到国内政治支持。这一倾向集中表现在特朗普政府的贸易保护、限制移民、扩充军费等政策中。美国2018财年的国防预算较2017财年约增长10%。特朗普政府还极力迫使其安全同盟体系里的国家增加国防预算,以减轻美国的海外防务负担。特朗普政府公开把中国和俄罗斯定位为美国的主要安全威胁,加剧了大国间的地缘战略竞争。近年来,在美国的督促或刺激下,世界主要国家纷纷大幅增加本国的国防预算,加速发展武器装备,提升军事实力。中东和亚太是全球军费增长最快的两个地区。中东地区国防预算每年都保持两位数增长

  综上所述,笔者所观察到的世界政治新阶段有三个主要特点:一是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同时上升,二是强人政治和威权主义卷土重来,三是地缘战略竞争日趋激烈。在这三个方面,美国所扮演的角色都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而不完全是“随波逐流”

  归纳起来,美国自建国至冷战结束的200多年里,在世界政治潮流中的活动轨迹和引领作用基本清晰。从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从工业革命到垄断资本主义,从威尔逊倡导的国际主义普世价值到罗斯福新政挽救资本主义危机的举措,从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到战后国际秩序的重塑,从对抗苏联到推进全球化,美国的发展脉络和主导思想是一以贯之的。美国发展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及其上层建筑,并对之加以改革和创新,建立了人类有史以来第一个在全球范围内真正具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全方位影响和引领作用的大国。美国经历过多次严重内外挑战和国力衰落的危险,包括19世纪60年代的内战、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大萧条、60年代至70年代的一系列内外危机,还发动或参与了数不胜数的战争。总体上看,美国的国力是向上发展的,国际地位是上升的,从未被战略对手从精神和物质上完全战胜。至于美国在这长达200多年的世界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是推动了还是阻碍了历史进步,站在不同的政治立场上,可以做出完全不同的判断

  进入21世纪以后,美国政治和社会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在世界政治中扮演了“战略误导”的角色。“9·11”事件后,美国将“反恐”作为第一要务,发动了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致使有关国家生灵涂炭,又消耗了本国无数财力物力,造成巨额财政赤字。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国内政治经济矛盾积重难返的结果。奥巴马执政的8年,错过了原本可以利用的机遇期,将“战略误导”演化成“战略迷失”

  特朗普执政后的近两年时间里,美国对外战略进退失据,政策指令经常朝令夕改,决策班子和决策程序十分混乱,全球声望急剧下跌。一方面,至少可以说,美国20世纪在世界上所积累起来的光环已经大大褪色,现在世界上没有多少人还会视今日美国为政治民主、族群平等、社会凝聚力强、多元宽容的榜样。另一方面,若由此而推断美国实力已经一蹶不振,日薄西山,尚无足够根据。美国对内凝聚力和对外影响力的下降,并不一定意味着其他一些国家一定能比美国做得更好,更有吸引力。美国需要应对的一些内外困境,也是其他很多国家所面临的

  当今世界和美国都凸显两大问题:一是信仰和社会认同分裂问题,二是经济不平等和社会公正缺失问题。第一个问题,在美国表现为传统的瓦斯普文化(即白人盎格鲁-撒克逊基督新教文化)同多元文化主义的思想矛盾,以及传统白人群体同后来涌入北美的非洲、拉美、亚太地区移民的社会矛盾。第二个问题,在美国集中表现在“占领华尔街”运动和“茶党”运动之中。在缩小贫富差距问题上,美国至今没有可行的解决思路和方案。美国如何应对这两大问题,具有全球意义。美国政治及其同世界政治的关系,是充满趣味而又有实际意义的研究课题

  文章来源:《世界政治研究》2018年第二辑(总第二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10月出版

  随着中国实力的迅速提升,美国长久以来拥有的全球优势地位受到了挑战。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雅典和斯巴达的战争历史,对理解当下中美关系的发展至关重要。修昔底德在书中指出,“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斯巴达的恐惧”,艾利森将此定义为“修昔底德陷阱”。 本书聚焦崛起中的中国对于美国及全球秩序的影响这一问题,对历史上16个崛起国与守成国进行全球竞争的案例和战争场景进行分析,指出中美之间的冲突是可以避免的

  本书作者认为,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结构性压力,在现今中国和美国都提出让各自的国家“再次伟大”的时代背景下,两国妥善处理在关键领域的利益分歧,可避免灾难性战争的发生。同时,作者在书中还为中美如何避免发生战争冲突提供了12个具有借鉴意义的方法

  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的主任,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创始院长,美国著名国际政治问题研究专家。他曾担任助理国防部长,并为从里根到奥巴马的每一位总统的国防部长提供咨询服务。 著有《决策的本质:解释古巴导弹危机》 《核:可预防的终极灾害》 《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等书。两次获得美国国防部公共服务特别奖章,这是非军事人员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在冷战后的世界上,一提起“霸权”,人们首先甚至惟一想到的是美国。关于“霸权”的定义,国内外已有不少著述论及。[2]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霸权是“在国际关系中以实力操纵或控制别国的行为”。[3] 美国的一本权威辞书对霸权(hegemony)的定义是:“领导、权威或影响,常指在联盟或邦联中一个国家或政府的政治支配地位(political dominance)”。[4]

  通过仔细观察,可以发现中国人和西方人关于霸权的看法有一些微妙而重要的差别。正如上引词典所界定的,在中国人眼中,霸权首先是一种“行为”,一种主观决定的政策,而不是指一种客观态势,于是有“称霸”、“争霸”的说法。霸权一词含强烈的贬义,让人联想到称王称霸、专横霸道、倚强凌弱的做法。将霸权当作“主义”来推行,就带有更加严重、恶劣的性质。所以,我们常常声明,无论将来中国如何强大,“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近代以来长期受到西方霸权的压迫,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还受到苏联霸权的威胁,所以对世界政治中的霸权有一种本能的反感

  英文中的hegemony则是源于古希腊语的一个比较深奥的词,没有明显的贬义。它指某个国家、国家集团或政权所处的超群的优势地位或能力,而不是指一种行为或政策。hegemony有“支配”的含义,但很难体会出“横行霸道”的味道。一般英文词典上没有“霸权主义”(hegemonism)的词条,西方学术专著也很少使用“霸权主义”这个概念。所谓“霸权国”或“霸主”(hegemon), 亦是一个中性词,指“有能力确保管理国家关系的原则、并愿意这样做的国家”。[5]因此,对于美国被别的国家称为霸权国,一般美国人并不敏感。[6]

  美国学者约瑟夫·奈在其近著《美国实力的悖论》[7]中谈到:“‘霸权’是俄罗斯、中国、中东、法国和一些其他国家的政治领导人不时使用的一个责骂用词。在美国的软实力影响大的国家里,这个词不经常使用,使用中也没有那么多的贬义。如果霸权意味着有能力强行制订或者至少支配国际关系中所使用的规则和安排的话,那么今天的美国很难说是霸主。……如果更谨慎一点,把霸权界定为一个国家比其他国家拥有多得多的资源及能力的一种局面,那么它仅仅表示美国的优势,而并非一定表示支配和控制。”[8] 奈在这里也说“霸权”不一定是贬义。他也把霸权描述为一种能力或地位,而不是一种愿望或政策

  本文将“霸权地位”同“霸权主义”加以概念上的区分,前者指一种能力和客观局面,后者指使用强权胁迫及其他损害他国权益的手段追求霸权、维持霸权的指导思想、行为和政策。霸权地位和霸权主义主要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有了霸权地位就有能力推行霸权主义政策,而霸权主义能够加强霸权地位。但是,两者之间又可能产生不协调,比如过度推行霸权主义的扩张政策会危及本国的霸权地位;某个国家霸权地位在衰落的过程中,其霸权主义却有可能更为嚣张

  今天美国的全球霸权地位,是许多国内外因素合力的产物,包括“天赋”的地理位置和自然资源,以及历史机遇。例如,没有苏联的消亡,就没有美国“独霸”的机会(当然,美国的所作所为也促进了苏联的消亡)。但在诸多国内外因素中,美国自身的强盛是第一位的。[9]同理,美国的霸权主义行为、政策和思想,也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也应当从美国国内寻找。然而在我们对美国霸权的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恰恰在于美国霸权主义的国内根源。本文仅就美国霸权主义的国内思想基础、制度基础和所受到的国内制约,发表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美国霸权主义的主要思想基础,是其国内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说美国人的“意识形态高度统一”,一定会遭到许多美国人的驳斥。首先,“意识形态”(ideology)在美国政治中含贬义,通常表示一种偏狭的信念。在美国的政治词汇中,其他民族和人群的信仰可以称为意识形态,而美国人持有的是一种价值观(values)、信念(creed)、精神(spirit)、气质(ethos)、理想(ideal)、信仰(faith),甚至可以称之为神话(myth)。更重要的是,美国人会强调他们社会中种族、宗教、文化背景上的多元化,以及由此派生的思想观念上的多元化。一个开放、多元而且的国家,怎么可能产生一种高度统一的意识形态呢

  美国社会的开放、多元和是毋庸置疑的。这也正是美国人引以为自豪而许多其他国家的人向往美国之处。但是,“开放”、“多元化”、“”等等,本身就是带有强烈美国意识形态色彩的观念。当然,这些观念的根源应追溯到欧洲。但美国人又会说,他们的许多祖先是因为在欧洲和其他地方受到不开放、不宽容的宗教迫害而迁居到北美去的,是在美国享受到更大自由的。美国人向来鄙视欧洲残存的封建传统,“把欧洲战乱频仍归咎于否定自由及人性尊严的政治体制当道。”[10]

  自由、民主、公民权利、三权分立、政教分离、以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宪法至高无上的法治等等,都是美国社会的成员一致接受并且不容挑战的原则。这些传统的自由主义原则在美国的历史进程中早已融为一体,不可分割。例如,美国人都认为没有个人自由和私有制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私有财产得不到保护的市场经济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美国思想家、理论家、政治家所争论的,不外乎如何解释和实践这些原则。在美国,自由主义同保守主义之争构成政治思想斗争的主线。但是,“即使是传统的保守主义,他们所要保守的也是自由的传统。他们所要保守的也就是形成于英国、光大于美国,从盎格鲁—萨克逊到美利坚一脉相承并扩展整个世界的自由主义大传统。”[11]在美国政治光谱中左端的激进派,则主张以激进的方式实现极端化了的自由主义原则。激进的以批评美国政府、国会、资本家集团为己任,但其思想武器仍旧是美国意识形态的一个核心原则,即政府是为人民设立的,个人的权利高于国家的权力,因而美国人民有理由批评以至推翻自己所不信任的政府。[12]这样,在美国人当中,连极和极也仍然有许多共同奉为圭臬的原则,互相攻击对方违反了这些原则。美国的政治主流一般都在温和的保守派和温和的自由派之间徘徊,以争取最大范围的政治共识。不管是标榜自由主义的还是提倡保守主义的共和党,其意识形态的基本原则依然是相同的

  简单地说,将美国人凝聚在一起的传统核心观念是“自由”,是一种个人权利观。所有美国政治派别,都以“自由”为自己的旗帜,无一例外。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概括的“四大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成为家喻户晓的经典表述。二十世纪末的一项民意调查问道:“你作为美国人最感到骄傲的是什么?”69%的人回答说:“自由”。[13]如果单就意识形态来说,美国国内没有通常意义上的“政治反对派”或“持不同政见者”

  这套以“自由”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是美国的立国之本,通过《独立宣言》、《美国宪法》、《权利法案》(宪法前十条修正案)、《联邦党人文集》等经典著作化为文本。华盛顿、林肯等早期政治家的言行,联邦最高法院的一些判例,直到当代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的著名演讲词(“我有一个梦”),美国总统的演说、声明、国情咨文,都在体现、补充和强化这套意识形态。毫不夸张地说,没有这一立国之本,就没有美国,更没有当今美国赖以称霸世界的实力地位

  美国人的宗教信仰同美国意识形态不断地相互强化。美国外交中特有的理想主义同现实主义的结合,“孤立主义”同扩张主义的交替,“美国例外论”和美国人的“天定命运观”,都构成美国推行霸权政策的基础,国内学者对此著述甚丰,无须赘述。[14]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就其扎根于美国社会的深度而言,就其文本和其他体现形式的广度而言,就其历史生命力和世界影响而言,美国意识形态都超过历史上其他霸权国的思想基础。在沙皇的专制统治下,“俄罗斯的政策是用种种阴谋手段支持新发明的泛斯拉夫主义理论”,[15]激起了国内外其他民族的激烈反抗。法西斯德国的种族优越论只能在德意志民族中产生共鸣;日本称霸时期的“东亚共荣”论在日本以外的任何地区皆缺乏号召力;苏联霸权主义最终在国家内部的种种弊端、意识形态同现实生活的脱离、持不同政见者的反叛等诸多因素的作用下无法维持。相比之下,美国意识形态却能够适应新形势,补充新观念,而且万变不离其宗。[16]

  意识形态的简单化使美国人不容易在国际事务中“换位思考”,甚至很难理解其他国家的复杂国情。法国哲学家托克维尔早就发现,美国人虽然大谈个人权利,他们的思想其实非常单调乏味,鲜见有线]作为美国人邻居的加拿大人,对美国意识形态的简单化也感到难以理解。加拿大学者沙卡文·伯科维奇评论道,美国人生活在一个自己制造出来的神话当中,它“是一个由一致的意识形态联结在一起的、多元的、讲究实际的民族……,(它有)数以百计的派别,虽然彼此之间毫不相同,却都在执行着同一使命。”[18]美国人眼中的世界一直就是两个: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世界”和以美国的敌人为代表的“邪恶”世界。美国的使命就是“捍卫自由世界”和“消灭邪恶势力”,灰色地带是不存在的

  从美国国内的思想论争来看,内容不可谓不丰富。但是,当通过美国人的意识形态透镜来观察外部世界时,视角又不可谓不简单。例如,堕胎问题是当代美国重要的政治议题,以强调胎儿生命权的“重生命”者为一方,以强调妇女选择权的“重选择”者为另一方,论点相当复杂,争斗十分激烈,成为总统和国会选举中政治家必须表态的问题,甚至提到“关系到国家兴衰”的高度。[19]但是,当涉及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态度时,争论双方却一致加以反对,因为无论是妇女选择权还是胎儿生命权,都是个人权利问题,同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道理找不到适当的共同点。由于美国社会精英在意识形态上的高度一致,没有任何有影响的政治派别会为本·拉登的活动击掌叫好,会理解和支持朝鲜发展核武器,会赞赏米洛舍维奇对科索沃的政策,会哀叹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消亡,会赞成中国大陆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不难发现,在美国意识形态指导下产生的国内体制和政治行为,与同样受美国意识形态指导的对外政策主张和行为,有着深刻的矛盾:前者倡导权力制衡,后者主张美国独霸;前者强调人人生而平等,后者否认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前者主张法律高于一切,后者经常无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前者摈弃政治斗争的暴力方式,后者动辄使用武力解决国际争端;前者禁止军队干预政治,后者允许国防部和军方在对外战略决策中发挥重要作用,如此等等。资中筠先生在提到美国的对外行为时,使用了“对内立民主,对外行霸道”的说法,是很贴切的。她并且指出,不能因为美国的霸道而拒绝借鉴它的国内经验,也不能因为它的民主而放弃同它的霸道做斗争。[20]

  任何一个国家的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都出自同一个社会根源,同一种历史传统。美国的对内民主和对外霸道表面上十分矛盾,实则有多重的内在联系,相辅相成。美国外交学者米德指出,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出自同一个国内民主过程。他说:“传统观点认为,民主社会不适合于在外交政策上取得成功。恰恰相反,美国外交过程的混乱,尤其是由于它植根于民主社会,长期以来总体上是有益的。”[21]美国的对内民主给它在世界上的霸权行为提供了有力支持,而它的某些霸权行为又给它的国内民主增添了越来越多的新内容

  美国民主为霸权行为服务,首先表现在对外霸权行为可以通过民主制度获得其合法性。美国民主的重要标志之一是立法、司法和行政的三权分立,在对外关系中主要是国会和行政当局的分权。[22]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国会否决了威尔逊政府加入《凡尔赛和约》和国际联盟的决定,成为国会同行政当局在外交上唱反调的典型事例。但是,在当代特别是冷战后的美国外交中,鲜有国会否决行政当局重大外交决定的情况。[23]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都是在国会某种认可后发动的,于是便取得了在美国政治中的合法性,或曰战争得到了国会的“授权”

  国会议员不是政府官员,因此在批评外国政府、指点外部事务中很少顾忌,基本不受外交口径的约束。国会通过许多外交方面的法案和议案,如损害中国主权的《台湾关系法》、充满霸权主义色彩的《赫尔姆斯—伯顿法》和《达马托法》,向外部世界施加美国政府难以施加的压力。有些国会决议对本国行政当局没有约束力,却有损外国的形象和利益。美国国会议员参与外交活动,发挥了政府官员难以发挥的某些作用。这是美国民主可以支持其对外霸权的又一个方面

  美国通过各种类型的民意调查,显示公众对国际事务的倾向和看法。为数众多、政治倾向各异的教育和研究机构、慈善基金会、思想库、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都对国际问题感兴趣,愿意参与对外关系。跨国公司和财团更在海外有巨大的利益。虽然美国内部的利益集团和政治派别在外交事务方面的分歧明显,但总体上看战略目标一致,合力大于分力,分歧点仅在于达到战略目标的方式、手段和步骤

  对于美国普通公众和一般团体来说,由于对外部世界的直接联系和了解不多,信息来源局限于本国媒体和政府声明,加上美国媒体在全球信息传播中所处的垄断地位,多数人很容易做出支持美国外交政策的判断。即使在专业性很强、对外部世界了解相当深的思想库和大学里,对国际事务的判断标准也大同小异。例如,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之前,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一度高涨,但多项民意调查显示,支持发动这场战争的人数一直居多。即使在反战的人群中,也不会出现同情萨达姆·侯赛因的舆论

  这种在观察外部世界方面的舆论一律,使美国的霸权政策很容易被国内民主程序所认可。同国会议员一样,许多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前政要、外交智囊、军人、学者、教授、科学技术专家、商人、新闻媒体工作者以至普通公民,都会自觉地为本国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利益辩护,从而加大了美国的外交活动范围。在美国同非西方国家的双边关系中,经常出现一个社会对付一个政府的局面,即在美国方面是政府、国会、媒体、民间团体、商界、学者多管齐下、软硬兼施,而对方是政府的单一渠道、同一种声音。这样,美国国内的多元化就可以成为施行霸权政策的一个工具和借口。例如,当中国人指出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是违背国际准则的霸权行径时,美国人会振振有辞地辩解说,此项政策也许有不合理之处,但它是以《台湾关系法》为基础的,得到美国国会和舆论支持的。如果中国要改变美国此项政策,必须先说服美国公众和国会议员

  当代美国新保守派思想家布鲁姆指出,美国民主同时又是一种多数人的专制(tyranny of the majority)。他说

  除非反对派的意见确实有坚实的基础,大多数人的意见总是占上风。这就是真正危险的多数人专制的形式。它不是积极迫害少数人的那种专制,而是粉碎了内心反抗意志的那种专制,因为反主流原则的够水平的资源不存在,更高的正确性也不存在。只有多数派存在,多数人的决定是惟一的裁决。这种专制的可怕不在于其权力,而在于其貌似正义。…

  在理性的政体中,由于缺乏原有意义上的、基于原则或者公正信念的阶级,理性越发一览无余。对于最根本的政治原则,人们有一个基本共识,于是对这些原则的怀疑就失去了立足之地。在贵族政体中,还有一个平民党,但是在民主政体中没有贵族党。这意味着反叛主导原则的人们既得不到保护,也得不到尊敬。…

  思想的自由不仅要求(或者说甚至不特别要求)解除法律的禁锢,而且要求替代性观念的存在。最成功的专制不是那种用武力来保证一致性的,而是让人们不知道还存在着其他的可能性,不能想像别的道路也能走通,不了解天外有天。赋予一个人以自由之身的,并非感情或者义务,而是思想,有理性的思想。感情基本上是约定俗成的。真正的差异是思想和基本原则的差异。民主里的很多因素导致了对差异认识的否定。[24]

  美国国内在对外关系方面的“民主舆论”,通过上个世纪的反法西斯战争、冷战和本世纪初的反恐战争,已经形成一种“多数人的专制”,一种布鲁姆所说的“真正危险”而又“最成功的专制”。它使美国人对世界事务的认知在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趋于一致,排斥国内外真正的不同意见。这就给美国领导集团和政治精英授予了一把“可怕而貌似正义的”软刀子,让他们能够以表面上十分理性而实质上常常是非理性的方式,通过国内民主使国家的“软实力”在国内实现最大化,使美国在国际上形成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意志(特别是对比作为整体的欧盟和一些在国内缺乏意识形态一致性的国家而言)。人口仅占世界总人口4.6%的美国,之所以能够在世界上如此霸道,其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国内民主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句话,美国的霸权思想深深扎根于国内民主的土壤之中

  美国国内民主的发展变化,加强了美国的霸权地位,也充实了它的霸权主义思想。历史上的美国民主,主要是美国白种男人之中的民主。早期美国政治家中的白人种族主义倾向盛行。开国元勋之一托马斯·杰斐逊对黑人的歧视是人所共知的。连以主张解放黑奴闻名于世的亚伯拉罕·林肯总统,也说过天性在白人和黑人之间设定了一条鸿沟,可能将永远阻止他们完全平等地生活在一起。[25]早期的美国意识形态和霸权主义,是以种族主义为主要特征的。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迈克尔·亨特所说:“(过去的)美国决策者以种族等级来衡量其他民族和国家的价值。他们对背离美国模式的革命,尤其是的革命,显示敌对态度。”[26]美国外交中的种族主义色彩,在对待东亚各国特别是中国革命的态度上,在越南战争中,都表现得十分明显。此外,国内的种族歧视,对人权的粗暴践踏,包括上个世纪50年代初期的麦卡锡主义,使美国民主对外界的吸引力大打折扣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色人种和少数族裔对保卫美国起到了巨大作用,种族主义开始不攻自破。冷战初期,出于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的需要,杜鲁门政府取消了美国军队中的种族隔离制度。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民权运动中,马丁·路德·金援引《美国宪法》和《独立宣言》的人权原则,证明“人人生而平等”对白人和黑人同样适用。[27]其后美国社会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大批新移民的涌入,对美国民主的形态和政治凝聚力产生了深远影响。虽然事实上的种族歧视远远没有销声匿迹,但种族主义在美国政治中已经臭名昭著。族际平等、肤色平等、男女平等,成为社会必须遵守的“政治正确性”

  在全球化的冲击下,在大批新移民进入美国的时代,一个缺乏共同文化、共同种族、共同宗教的“美利坚民族”的根基是什么?依靠什么来凝聚?美国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的解释是:美国比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更需要民主、自由、人权这些信念来支撑。[28]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的外交政策也需要更多地体现这些“美国理想”,因为外交毕竟是为国内政治服务的。在外交中更多地表现美国意识形态和“民主诉求”,对其他国家而言则意味着外交中更强烈的霸权色彩

  美国民主中的多元化趋势,已经明显地表现在对外关系中。从一定程度上说,是美国对古巴实行霸权政策,才带来了古巴难民外逃,古巴血统的美国人才可能急剧增加到现在的130多万。同时,这些美籍古巴人对佛罗里达等州的地方政治,对美国对古巴的政策,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强化了美国对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政府的敌视态度。越南战争的后果之一,是越南统一前后大批越南南方人移民到美国。现居住在美国的越南移民已经超过了100万。亚太血统的美国人现有总数达1250万以上。在美国的外交系统、军队系统、情报系统和跨国公司中,少数族裔和非白人所占的比例大大高于他们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这些涉外系统雇用美籍亚洲人去担任同亚洲各国相联系的工作;用美籍拉美移民去加强同拉美各国的联系;用美籍伊朗人、美籍阿拉伯人去收集有关中东地区的情报,从事反恐斗争;在驻韩美军中利用有韩国血统的官兵同韩国人沟通……。同时,美国政府很少担心这些少数族裔的美国人会被同他们有血缘关系的国家利用来对美国策反。这是美国外交在心理和手段上的重要优势。在人才的使用上,美国能够不拘一格。出生在德国的犹太人基辛格,出生在波兰的布热津斯基,出生在捷克、成为美国有史以来官阶最高的女性的奥尔布赖特,父母来自牙买加、本人出生在纽约黑人区的鲍威尔,都是美国多元化在外交上的代表。对他们的重用,不仅为美国在国际上的霸权添砖加瓦,也有利于加强国内少数族裔的向心力。[29]

  少数族裔在美国社会中所占数量、比例和政治影响的增加,一方面对社会凝聚力和美国的白人文化传统形成了挑战,另一方面也加强了美国对外部世界的关注。近几十年来进入美国的新移民,特别是其中的政治活跃分子,增加了美国对外扩张和“人权干预”的动力。在美国定居的外国人和新移民中的政治活跃分子,通常是原来国家内部的反对派,不少人以受本国迫害为由,想通过他们的“新祖国”去实现在故土没有条件实现的目标,力争在美国长期居住并发挥影响。出于种种原因,他们往往比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更加积极地要求美国加强对外干涉的力度。可以说,对外国内政的干涉符合这部分美国公民的“民主要求”

  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政治中,民族宗教问题十分突出,对日益多元化的美国社会也构成重大挑战。 克林顿在他1993年的就职演说中强调:“现在内政与外交之间已不再有明确的界限。”[30]这一点在民族宗教问题上表现得尤为明显。9·11事件对美国的一个警示,就是世界范围的民族宗教问题,特别是伊斯兰的激进思想和势力,如果任其发展,将严重影响美国的国内稳定和团结。9·11把世界范围内“文明的冲突”进一步延伸到美国国内,加剧了政治主流同种族、宗教、文化多元的矛盾,加剧了社会控制同公民权利的矛盾,加剧了开放的移民政策同排外情绪的矛盾。缓和这些国内矛盾的方法之一,就是以反恐为旗帜,打击国际上的伊斯兰激进势力和“邪恶国家”,巩固美国的世界霸权

  在国际上反恐和在国内缓和内部矛盾的这种微妙关系,对美国领导集团来说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9·11之后,美国领导人反复强调,的原因同美国的中东政策无关,也不是“文明的冲突”。他们对9·11的解释,是美国代表着自由、民主、人权、宽容的理想,因而遭到国际组织及其支持者和同情者(“邪恶国家”)的嫉恨;后者代表的是专制,是偏狭和仇恨,是对人类尊严、自由和生命的藐视。把9·11视为对美国民主制度和理想的攻击,为美国人所普遍接受。在9·11当天发表的演说中,布什总统就说:“美国成为攻击目标,是因为我们是在世界上代表自由和机会的最明亮的灯塔。”[31]在9·11之后两个月,布什在穆斯林斋月前夕发表讲话,对美国和全世界的穆斯林致以“热烈的问候”,称颂伊斯兰教“教导人们仁爱、怜悯与和平”,“它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宗教之一,现在美国已有几百万信众”,并宣扬美国正在通过人道主义援助,重建阿富汗。[32]12月13日,布什又向穆斯林祝贺伊斯兰新年。这些姿态,旨在表示美国的“兼容并包”和“仁慈”,企图把外部世界对美国霸权的不满和反抗,统统归入“反自由、反民主”的行列,从而加强国内凝聚力

  纵观历史,可以看到一个不变的美国信条,即深信“国家的伟大有赖于为自由而创造安全的世界。”[33]随着国内的社会变化,特别是种族、宗教、文化多元化和民主外延的扩大,美国霸权的社会和宗教基础逐渐从白人种族主义和基督新教的“天定命运观”过渡到自由、民主和人权的“普适价值观”。[34]布什总统在2002年美国独立日的演讲中说,今天“没有美国种族,只有美国信念。”(“There is no American race; there’s only an American creed.”)[35]如果美国以自由主义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为其霸权行为提供了思想基础的话,民主则为其霸权行为提供了制度基础,使美国人在国家的旗号下团结对外。可以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霸权思想的膨胀,是同美国民主的逐渐扩大和多元化趋势的增强同步发展、相互促进的。正如王希所论证的,在美国政治文化的影响下,“国家不再仅被视为一种具有强制性和压迫性的权力机制,而更多地被视为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价值体系,一种经济利益的汲取和分配制度。当国家成为了公民利益的绝对基础时,维护国家利益便成为公民的愿望与义务。”[36]

  任何一个民族的民族主义,都包藏着若干非理性的因素。比如,民族主义通常包含这样一种信念:自己的民族是可爱的,伟大的,爱好和平的,乐善好施的,自己的民族强大起来是全人类之福;而别的某个或某些民族却是丑陋的,渺小的,侵略成性的,自私自利的,它们强大起来便是全人类之灾。站在超越民族主义的立场,这样一种信念是狭隘而没有说服力的,缺乏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的学理基础。但是站在本民族的立场上,这一信念却是很自然的,是被本民族对历史和文化的描述而趋向理性化的。美国的民族主义披上了漂亮的自由、民主和市场经济的理性外衣,从而向国内公众掩盖了它非理性的一面

  美国的民族主义是和美利坚民族[37]的形成相关的。由于美国人不是来源于同一种族、文化或宗教,共同的政治价值观(即上文所说的意识形态)便成为美国民族主义的主体。华裔美国学者裴敏欣在一篇专门论述美国民族主义的文章中指出,美国民族主义的首要特征就是它基于政治上的理想,而非文化或种族上的理想。裴敏欣的文章还揭示了美国民族主义的另外一些特征,如美国的民族自豪感来源于美国的物质力量、科技成就和全球影响;爱国主义由民间自发推动而不是由政府来促进;美国民族主义是胜利诉求,乐观地向前看,而不是像绝大多数的民族那样是悲情诉求,倒回去看历史,因而美国人对悲情诉求的民族主义甚少同情。这些都是很精辟的归纳。[38]在这里我还想做一些引申

  美国人的自豪感不仅表现在为本国的称颂和辩护上,还表现在对本国的批评上。一些美国思想家和学者对美国政府和美国政策的批评,对其历史的反思,对种族歧视和其他社会弊病的揭露,其尖锐、深刻的程度甚至超过外国人对美国的批评。美国不少文艺影视作品把美国国会议员甚至总统作为反面人物来刻画。但是,当代美国人却几乎从不以任何外国为榜样,或者认为美国人的丑恶行为超过其他国家。换句话说,他们看到了美国的恶,但看不到有比美国更好的国家。他们更不会因为批评美国而站在美国的敌人一边。著名的美国思想家诺姆·乔姆斯基在9·11之后强烈谴责美国自己的行为,但同时指出:“(本·拉登)这伙人在以往的二十年里残酷伤害当地穷苦和被压迫的人民。从不把人民放在眼里。”[39]伊拉克战争之前访问中国的一位美国学者,表示对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持强烈的反对态度。但他又说,一旦战争爆发,他会盼望美国速战速决,减少美军伤亡。尖刻地揭露和批判“美利坚帝国”外交的学者查默斯·约翰逊写道,冷战时期苏联在东欧建立卫星国,其实美国在亚洲所做的也是建立自己的卫星国;现在“美国官员和媒体总是说伊拉克和北朝鲜等国家是‘无赖国家’,但我们必须问问美国自己是否已经成了一个无赖超级大国。”[40]无论如何,约翰逊并没有说、也不会说美国的行为比苏联、伊拉克和朝鲜更恶劣

  美国的民族主义确实是由民间自发推动而不是政府促进的,美国也很少有形式上的官方媒体或“御用文人”,这是美国人很引以为自豪的。美国媒体如果想让公众怀疑外国(特别是它们眼中的专制国家)媒体报道的准确性,只须说“这是该国官方媒体说的”。这是美国公众对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和反美情绪很难同情或理解的重要原因。此外,同欧洲等地的人相比,有出国旅行和在国外生活经历的美国人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很低。今天美国的社会精英绝大部分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长期生活在国内稳定和衣食无忧的环境下(享有“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所谓“饱汉不知饿汉饥”,他们难以想像、更难以接受其他国家尤其是穷国人民的思想和生活方式

  美国是个外向的民族。美国人不讳言私利,而且认为私利同公利未必是矛盾的。美国人对于自己在外交上追求私利的目标和自以为是,也很少加以掩饰。1998年2月,时任国务卿的奥尔布赖特在为美国向伊拉克发射巡航导弹的行动辩护时说:“如果我们不得不使用武力,那是因为我们是美国。我们是不可缺少的国家。我们站得高,看得远。”[41]短短几句话,充分表现了美国人的一种心态,包含着一种逻辑。这个逻辑就是:美国像市场经济中的一个企业那样,向世界提供着某种公共产品(稳定、经济增长等等)。一个大企业的动机是为自己创造利润,但它纳税,提供公共产品,客观上有利于社会。同理,美国的动机当然是自私自利的,但别的国家都需要美国,因此它在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美国为自己做的越多,对世界贡献越大,它的利己就是利人。关于企业和社会的关系,里根总统的一位密友和谋士、大企业家贾斯廷·达特说过:“我从来不寻求一个要造福于人类的企业。我觉得,一个企业如果雇用了很多人,赚了很多钱,它事实上就在造福于人类。我们做的每一件事都包含着贪婪,我觉得这没有什么错。”[42]奥尔布赖特和达特的话代表着美国人对企业利益、国家利益的认识,他们坦言一己私利,而没有感到在道德上有什么缺陷

  美国人为什么不能用像他们的国内政治那样一种民主、平等、温和的方式来维护他们在国际上的权益,而往往要诉诸强权乃至暴力呢?这个问题也可以在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中得到一些解释

  美国自由民主的思想基础是个人主义。美国人从小受到的个人主义思想灌输,推崇的是依靠个人奋斗,在激烈无情的社会竞争中取胜,取得安全感和成就感,成为本行业的先锋和领袖。同欧洲发达国家和日本相比,美国的自由放任经济思想更加强调个人和企业的自力更生,而不是依赖政府和社会保障,强调个人利益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让人们按照自己的自然天性去自由竞争,实现人力和物力的最佳配置。美国学校鼓励个人与众不同的表现,培养领导才能。这种社会习俗和思维同中国社会中那种依靠家庭、集体和组织来解决个人问题的行为方式,那种把一切个人成就归功于集体、归功于领导的思维习惯,是截然相反的。美国人以具备领导才能为骄傲,到处都搞竞选和“竞争上岗”,在国际上当然也会以“舍我其谁”的态度去争“领导地位”,而不会像在渗透了儒家文化的社会里那样,担心“枪打出头鸟”

  在美国早期的历史中,法制不健全,边疆无限大,社会鼓励的是一种挑战权贵、尚武斗狠、见义勇为的孤胆英雄。将这种西部牛仔精神搬到以缺乏权威和法制、竞争激烈、无政府状态为特征的国际舞台上,就产生了美国式的霸道和领袖欲。一位美国社会学家在冷战时期就指出:“一个美国人终其一生而追求某种安全感,而他对个人主义的不可割舍又使这种安全感可望而不可即。美国民族就像美国个人一样,在物质、社会和道德方面都做出自我破坏来追求某种安全感,但却永远无法获得它,因为美国不是试图通过平等与合作来赢得安全,而是试图获取优势并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世界许多地区。”[43]如果此言不谬,那么今天美国外交上的单边主义,军事上追求绝对优势的理念,就是美国式“个人英雄主义”灵魂深处所固有的特征在国际舞台上的自然表现

  美利坚民族今天常常被看成一个大写的个人。个人的品质、美德和理想归属于国家。美国人仍然讲着美利坚民族的故事,仍然相信美利坚国家的团结、伟大目标和最终命运。这些故事的主题常常是有组织的大规模行动,常常是体现了民族主义和自由理想的战争。美国的战争是革命,是具有世界规模的内战。那些战争的目标是自由,是摧毁奴隶制(无论其形式如何)和实现个人和国家的独立。在美国神话中,战争表现了这样的信念:只要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心甘情愿地为所向往的目标贡献自己的一切人力和物力,美国人就能做到想做的一切,能够缔造诸多国家或重建诸多社会,能够加速进步,给世界带去自由和民主。[44]

  罗伯逊这段线年。此后美国从海湾战争一直打到伊拉克战争,续写着它的战争神话,其模式、理由、目标和国内动员方式与罗伯逊的描述如出一辙,都是“正义战胜邪恶”,要求敌人彻底投降。正如美国社会学家李普塞特所指出的,“与其他国家不同,我们很少认为自己只是在捍卫本国的利益。由于每一场战争都是善与恶的较量,因此惟一可接受的结局就是敌人‘无条件投降’”。[45]

  那么,在美国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传统中,是否有一种支持其对外霸权行为的暴力倾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必须十分谨慎,因为每种文化、每个民族都兼有和平与暴力两方面的传统,很难说美利坚民族要比其他民族更崇尚暴力。但是,几十年来美国频繁发动对外战争,却不断在宣传美国比别的国家更爱好和平,无论如何是具有讽刺意味的。美国学者米德在解释美国外交何以取得成功的近著中探讨了美国的“好战倾向”(warlike disposition)。他说,“人们常说美国人民比他们的西欧盟友更信奉宗教。但同样正确的是,他们也更加具有军事倾向。”[46]关于美国社会的暴力传统,美国历史学家施莱辛格的话也很有启发

  我们总自以为是一个温和的、宽容的、仁慈的民族,一个受法治而不是君主统治的民族。……然而,这决不是我们传统中惟一的气质。因为我们一直是一个崇尚暴力的民族。看不到这一点,我们就不能正视我们国家的现实。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身体内有一种破坏性的欲望。它源于我们历史上社会制度中的黑暗和紧张关系。毕竟,我们从一开始就屠杀印地安人并奴役黑人。毫无疑问,过去我们做这些事情时,手持《圣经》和祷告书,但是,没有人能像我们意识到自己国家的使命。在它的深处,在它的传统中、社会体制中、条件反射中和灵魂中,深深地埋藏着一种暴力倾向

  我们无法逃避这样的指责:我们的确是一个可怕的民族,因为在这10年间我们杀死了3位在世界上代表美国理想主义的杰出领导人(引者按:指肯尼迪兄弟和马丁·路德·金)

  我们是一个可怕的民族,因为我们在过去3年来一直在从事一场与我们国家的安全和利益没有关系的战争来毁灭另一半球的一个弱小国家(按:越南战争)

  我们是一个可怕的民族,因为世界上许多人怀疑对美国最真诚的朋友和学者丹尼斯·布罗根(按:英国学者)先生的结论中有其内在的联系:“在国内凶杀成性的国家又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投掷的国家。我们能肯定这是偶然的吗?”

  我们是一个最可怕的民族,因为我们在国内和国外的各种暴行到现在还没有唤醒我们的政治家的良知,或者削弱我们在道德上自以为始终准确无误的超然信念。[47]

  像施莱辛格这样一位曾任肯尼迪总统特别顾问的著名学者能够如此深刻而尖锐地批评本民族的劣根性,甚至称本民族为“最可怕的民族”,这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是不容易想像的。在政治家中,卓尔不群的是曾任肯尼迪和约翰逊时期美国国防部长的麦克纳马拉。他在各种非议和讥讽面前,勇敢地发表了揭露越南战争期间美国决策中不可告人的内幕、否定自己言行的回忆录,并根据越战的教训,对冷战后美国的外交和国防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48]本文中提到和没有提到的许多美国思想家、批评家对美国的反省,尽管囿于个人见闻和政治观念,在我们看来还不够到位,但足以说明美国人是敢于而且善于反思的。这些批评家作为一个精英群体,在美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和对政府决策有影响的思想库里十分活跃。除了学术追求、社会良知以外,许多人还有自己的政治抱负和利益考虑。在两党的政治角逐和宦海沉浮中,政治谋士同现行政策保持一定距离,针砭时弊,进行“小骂大帮忙”式的批评,有时会有利于个人前途。无论其动机如何,效果有多大,知识精英对政府的批评和质疑,对美国的霸权思想和行为形成了一定的制约

  美国政治中的权力制衡、舆论监督、公众参与,也给美国的对外行为和政策选择划定了几个界限。第一个是权力和权威的限制。总统虽然在外交上享有所谓“帝王般的权力”,但在发动大规模战争、国防预算、军事战略、外交大政方针等许多方面,仍然要受到国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国防部等行政机构的制约,无法独断专行,完全按照个人的意志和政治利益决策。从整体来说美国的外交决策服务于其国家的长远利益,而不会像希特勒德国或萨达姆统治下的伊拉克的对外政策那样,走向极端的狂热、短视和非理性

  20世纪70年代初的越南战争后期,美国的对外政策走到了本国历史上狂热、短视和非理性的顶点。至少上百万越南人和五万多美国人直接死于这场战争。1973年美国被迫从越南撤军,最后导致给美国带来巨大民族耻辱的失败。越南战争的结束固然主要是国际因素的作用,但在美国民权运动背景下的人民反战运动,也是约翰逊总统宣布不竞选连任、尼克松政府决定撤军的重要原因。尼克松曾经哀叹道:“越南战争不是在越南的战场上输掉的。它是在国会大厅中、在大报和电视网的编辑室里、在杰出大学的课堂上输掉的。”[49]的确,当时尼克松虽然还有权力继续进行这场战争,但已经失去这样做的政治基础和道义权威了

  其次是程序的限制。同历史上的霸权国家相比,美国外交决策的透明度较高,可预测性也较强。2002年9月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了“先发制人”的战略思想,激起了许多国家的强烈批评。但是,如果美国决定对其他国家发动先发制人的进攻,会在一段时间对该国进行公开的军事威胁,利用危机,设定双方让步的底线,大造国内外舆论,与盟国磋商,而不会采取法西斯德国进攻波兰、日本偷袭珍珠港、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和1979年入侵阿富汗那种突然袭击的方式。这并不说明美国霸权的“善意”,而是说明美国决策过程的复杂会给其他国家提供应对危机、影响美国决策的机会,而不至于让局面完全失控

  第三是道义的限制。由于政治、文化、宗教上的多元,美国政府无法垄断道德资源,不能自称是道义上的最终评判者。正像越南战争的结局所说明的,霸权的极端不义之举终究会在美国国内失去道义支持。当美国的外交孤立、战争的持久和惨烈、无数的生灵涂炭、美国扶植的南越政权的腐败无能、越南人民的英勇抗击……,一切都活生生地摆在美国公众面前时,所有为战争所做的辩解和动员都已无济于事。此后,美国人在对外军事干涉方面时,都会被越南战争的阴影所笼罩,不得不给战争持续的时间、美军伤亡、对方的平民伤亡等等划出一条底线

  第四是信息传播的制约作用。虽然美国政府在冷战后的海外军事行动中竭力对新闻媒体加以控制,特别是9·11之后美国在对外关系中的舆论一律现象更为突出,但在全球化时代,信息毕竟是封锁不住的。伊拉克战争前后世界性的反战、反美舆论和示威游行,在美国的媒体、思想库和民意调查机构中,引起了相当大的震动。1970年,在国外出生的美国人占美国总人口的4.7%,2000年这一比例已高达10.4%,即2837.9万的美国人是在国外出生的,[50]相当于法国人口的一半,接近加拿大的人口。就此看来,尽管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美国人出国的比例不高,但可以用来了解外国的国内人力资源非常丰富,国际信息十分发达

  概括地说,以个人自由权利为核心的意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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